《光明日报》刊登我校于向东教授w文章《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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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17日14版 理论周刊•世界史                                       
                                       中越关系的历史演变
                                              于向东
    中国与越南，既有名山大川的相接相连，又有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渊源。中越交往可以上溯到先秦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从地理、民族和文化角度考察，结合越南民间传说中折射出的史影、中国先秦诸子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和两国学术界的考古发现，隐约可见先秦时代，活动于红河中下游流域的越南先民——古雒（骆）越部族，与华夏民族特别是南方古越族先民有着诸多联系。
    中国秦朝经略岭南，设置有桂林、南海和象郡三郡。尽管学界对于象郡位置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象郡和秦末赵佗建立的割据政权南越国，与位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的地区已有了密切关系。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地区，在越南设置交阯（趾）、九真、日南三郡。自此，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统治，直到公元10世纪中叶。这一长达千年的时期，史称“郡县时代”，越南又称“北属时期”。
    郡县时代越南地区的历史，既是中国南部边陲民族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又是越南古代历史整体发展进程的一部分。经过两汉时期诸多“循吏”的治理，在中国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影响下，交阯（交州）社会逐渐从传说中的“文郎国”和“瓯雒国”部落时代贵族制统治的社会转向封建制社会。汉唐间的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派出的统治官员在当地实行民族“和辑”政策，“教民礼仪”，传播汉字和儒学，促进了越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进步。当然，也有一些统治当地的“酷吏”残酷压榨百姓，引发人民的反抗斗争。
    唐代中央王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汉代对于安南士人参与选举多有限制，而唐朝由于安南文化已较两汉时期有了显著发展，朝廷放宽安南人入仕的一些规定。但越南一些学者把郡县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治理，视为“同化”和“奴役”的枷锁，否认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随着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越南民族意识日益高涨，封建割据势力不断发展。早在东汉初期，就有二征夫人率众起事，反叛中央政府，被伏波将军马援很快平定。后来又有赵妪、李贲、梅叔鸾等势力试图摆脱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唐末五代十国，中原丧乱，经历吴权称王和“十二使君之乱”，至宋朝初开宝六年（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起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封建王朝——丁朝（968—980年）。不久，丁朝遣使请封于宋，宋朝作为宗主国接受其为藩属。由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正式拉开帷幕。历经宋、元、明、清各朝代，越南历代王朝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了近千年的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尽管不同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一直延续至清朝末期的1885年才最后终结。
    宗藩关系时期，中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密切。从越南封建王朝来说，大致是三年一贡，或六年两贡并进。派往中国朝贡的一批又一批的“使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贸易商队，既有官方货品的交换，也有使臣私人的交易行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一般会按照“计值回赐，以优其值”的原则，使越南的进贡获得丰厚回报，并不像越南学者所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剥削”。
    越南在其自主封建王朝统治时期，作为中国周边国家汉文化圈中的一员，进一步接受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佛教，创立禅宗竹林派，继续使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效仿中国模式设置政治、行政和法律制度，从李朝即已开科取士。设史官、开史馆，以中国编年体、纪传体和纲目体史书为参照，纂修《大越史记全书》等国史。
    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海上合作也是中越友好交往的途径之一，其表现如在南海缉拿海盗、保护商船航海通行安全、救助海上遇难船只和漂民、在东南亚一带贸易活动中华人为越南人的沿海航行引航等。
    近代历史上，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威胁，两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相互支持。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过程中，还多次遣使，与清朝政府商议，寻求保全之策。中法战争时期，在经历清朝臣工普遍关心的“弃藩”与“保藩”之争后，清朝被迫与已逐步控制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签署条约，放弃对于越南的“宗主权”。但在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支持下，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英勇抗击法国殖民侵略者，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相继成立后，两国革命者相互支持，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越南革命者阮山（洪水）被誉为“两国将军”。20世纪40年代后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培育了“同志加兄弟”的睦邻友好情谊。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的抗法、抗美救国战争，为越南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巨大支持，为越南人民在1954年5月取得奠边府大捷、在1975年春季完成民族独立、实现南北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越南战争结束的70年代中期，中国持续不断地向越南提供的援助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绝大部分为无偿援助。为了帮助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从抗法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到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派出的30多万工程、防空部队，先后有4000多名官兵牺牲在越南，至今仍有1000多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的陵园。没有中国人民克服自己的重重困难，提供大量无私的支持和帮助，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越南人民反抗美伪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会在70年代中期取得最终胜利。
    从漫长的中越双边关系历史演变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两国之间曾经出现过的战争状态只是短暂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睦相处是历史的主流。越南总有些人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喜欢夸大中越历史上的战争，甚至把从殷商时期以来中越的联系和交往，说成一直是在反抗北方的侵略，把所谓的“侵略”和“反侵略”说成是中越关系的主流，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第二，经济、文化交流是中越联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人民和睦相处、发展经济的深切愿望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根本推动力。即使在两国关系交恶时期，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不曾完全中断，尤其是文化联系，其作用和影响是持久的，难于完全割舍的。第三，历史上并不存在南海争端问题。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发展早于越南，唐宋时期已甚为发达，至宋元时期华侨华商经营的南海贸易网络已经覆盖到东南亚地区。中国人早已发现、命名并开发经营南海和南海诸岛，远比越南声称的17、18世纪发现、开发“黄沙、长沙”群岛早得多。越南南北统一前，其官方照会和谈话，承认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属于中国。南北统一后，越南通过发表白皮书等形式，企图在国际社会上混淆视听，攫取海洋权益，公开挑起了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与中越两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密切联系，但它并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内容。近年来，越南领导层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一些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使中越睦邻友好关系面临诸多考验。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我们有理由相信，顺应中越友好交往的历史潮流和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趋势，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寻求妥善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与措施，推动中越睦邻友好关系取得新进展。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