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你不得不知道的一些人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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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产生的学者，是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以及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学术背景、事业生涯和兴趣爱好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家庭大多与欧洲大陆有着某种联系，其学术成果与欧洲学术有某种渊源，有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移居美国。这四位学者还都有较富裕的家境，较丰富的学识，进最好的大学，广泛涉猎欧美不同学科。他们都在中年时期突然改变事业生涯，从他们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传播研究，并以恢宏的气度一起结识。他们都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出版了有关专著。他们的四周均聚集一批后来都成为该学科领袖的年轻学者，和一批批听他们授课的莘莘学子。在他们的传播研究中，都着重态度、行为改变的效果研究。正是这些推动了传播学的产生，确定了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向，积聚了研究力量，为传播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拉斯韦尔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 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192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并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其《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1953)一书也深受弗氏理论的影响。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拉斯韦尔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随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该书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1935年，他又与人合写和合编了《世界革命的宣传》和《宣传与推行》两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宣传的功能及其社会控制，探讨宣传的本质和规律。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著了《宣传、传播和舆论》一书，认为宣传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报刊、广播、书籍、电影、告示以及歌曲、戏剧、演讲等等。该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并用四篇文章分别阐述了传播过程中的“渠道”、“传播者”、“内容”和“效果”等要素，从而显示出著者由宣传研究转向传播研究的思维轨迹和理论倾向。1979年，在拉斯韦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与勒纳、史皮尔合写的《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三册巨著正式出版发行，从而将宣传与传播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但是，他的许多传播学成果并不为人所了解，一般人只是从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论文中的“一句话”、“三功能”来认定他在传播学中的创始人地位。这一句震憾学术界的话就是:“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从而引申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课题，并长期左右着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三种功能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尽管后来传播学者认为拉氏的论述需要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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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欧洲渊源
  
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一切成果，似乎都可以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的文化典籍中找到最终源头。传播学亦不例外。但是，古希腊人和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传播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言语传播的研究上。作为电子传播时代的产物，传播学是随着电报、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接踵进入人类生活而逐渐浮出水面的，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勃兴而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的。因此，我们还是从可以确认的传播研究线索和有关重要人物来探寻其渊源。
  依据历史线索的先后和学术影响的大小，我们认为，孔德、塔尔德、涂尔干和齐穆尔等人的研究成果，不仅看到了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作用，给人以许多启发，而且在某些意义上，它们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和功能理论的直接源头。

1、孔德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a Comte,1798一1857)是社会学的创始人,曾当过亨利•圣西门（“工业社会的预言家”）的私人秘书。他的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讲座》(1830—1842，6卷)、《实证政治体系》(1851一1854，4卷)等。《实证哲学讲座》由英国作家马蒂诺女士编译为英文3卷本之后，在各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孔德认为，在世界历史演化过程中，人类思想或智慧的发展和传递大多依循这样的路径:起先，人类把社会界和物质界看成是上帝的产物，神创造和主宰一切；接着，人格化的神被抽象的“自然力”所取代，并依此说明和解释一切事物；从公元1800年开始，科学的信仰占了主要地位，人类通过“实证”来集中寻求支配社会的规律。但是，这三个精神发展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有的即使 进入实证阶段，也还会遗留有形而上学时期的乃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孔德不仅客观描述了人类思想发展逐级向上的阶梯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思想传播由唯心走向唯物、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基本规律。
  孔德指出，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种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但规律的发现，必须依靠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他推崇的有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研究方法，甚至还提出可以将数学当作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样，社会学家就既可以研究社会“静”学，即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又可以研究社会“动”学，即研究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尽管孔德大力倡导实证主义的研究，试图与当时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相呼应，但他本人的著作似乎还遗留着形而上学时期的甚至于神学时期的东西，而且法国的社会研究者们似乎也没有理会他的号召。倒是比利时社会学者凯特莱（A.Quetelet)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研究》  (1835)一文中，首次将统计方法用于犯罪行为的变化和人口过程等 社会现象的研究。有趣的是，实证主义虽在法国和欧洲遭到冷遇、碰了壁，却飘洋过海在美国社会科学园地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特别是受到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热烈欢迎。
  2、塔尔德
  加布里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一1904）是法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著作颇丰，主要有《论犯罪》（1886)、《模仿的法则》(1890)、《社会规律》（1890）《舆论和群众》(1901)等书。塔尔德在年轻时当过审判官，32岁时升为法官，不久便成为犯罪统计学家和刑事学家，1900年任现代哲学教授，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用发明和模仿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宣称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循环过程。发明者（1%）的发明源于个人、造福社会，是一切进步的源泉。模仿者（99%）的模仿不过是重复发明，并因模仿的程度和种类不同以及因新旧文化的差别而发生冲突，但最后总会达到适应，再触发新的发明。
  塔尔德把影响模仿的社会因素分为逻辑的和超逻辑的两种。当某项发明或创新与某一种文化的理性方面—致时（逻辑的），它就可以得到最有效的传播，并得到广泛采用。采用率通常沿着 S型曲线运行发展:起初，仅有少数人采用；然后，采用率突然增加；最后，采用者逐步减少。他认为，影响创新传播的模仿超逻辑因素有三种1)模仿的过程由里向外，先认识后行动；(2)由社会上层采纳的革新比社会下层采纳的革新更有可能被模仿；(3)同一社会体系中对不同的革新有不同的态度，有时容易接受旧的传统的东西，有时又欢迎新奇趋时的事物。塔尔德甚至发现，当社会体系中的意见领袖采用新事物时，新事物便会在特定的时空内迅速传播扩散。
  许多年之后，美国学者芮恩和葛乐思在对1927年至1935年推广玉米新品种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这一研究的论文，证明了人们对玉米新品种的采用率的变化同塔尔德发现的 S型曲线有着惊人的相似。罗杰斯和休梅克（E.Rogers and F.Shoemaker）在1971年合作出版了《新事物的传播》一书，从世界各地1500项研究的成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改革要借助传播，传播亦能推动社会改革。他们将社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新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其向社会成员的传播扩散；因其被采纳所造成的变化。从许多创新扩散的研究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塔尔德的身影和学术渗透力。

3.涂尔干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1858——1917）是继承实证主义的著名社会学家。在其周围形成的“涂尔干学派”，是当时法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教授社会学的几乎都是这一学派的学者。涂尔干在1897年创办的《社会学年刊》，曾享誉欧洲社会学界。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4）、《论自杀》（1897）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构主体应该是法律、习俗、文化、机构和组织等“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既外在于人又控制着人。社会事实在书刊中只表现为文字，但是人们却觉得它是真实而有形的，并依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因此，人类不能只用生物和心理特征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而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多种社会事实来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并探寻它们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曾给传播过程研究以启迪。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也让传播研究者受益匪浅。在论述如何观察社会现象时，涂尔干提出:（1）观察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防止主观意识释放能量；（2）观察要由外入内、由浅入深，因为越是内层、深层的东西，其价值越高；（3）观察的结果要能客观地确切地表现出来，经久不变，不管谁进行观察，其结果和表现都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如何解释社会现象呢？涂尔干认为:（1）要分别考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以及它所具有的功能；（2）不要从个人的心理出发去找寻社会现象的原因；（3）要从社会联系中寻找社会事实的功用；（4）要从社会群体的内部构造之中探寻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始动力。这些观察，解释的方法和书中因果分析、功能分析的示范，对后来传播理论中社会分类论、社会关系论和结构功能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4. 齐穆尔
  乔格•齐穆尔(G.Simmel,又译为西姆米尔，1858—1918)是一位富有灵感的教师和多产的学者。虽然他并未建立起一个社会学的“学派”，但他的学术成就确立了他在德国社会学界的权威地位，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的追随者，对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学（包括传播社会学和人际传播学）的发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齐穆尔不注重社会的大结构的分析，但对微观的小型的社会单位的考察却格外认真，见解独到。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之间的互动所组成的，社会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个人互动发生的各种形式或机制，并将其加以抽象，形成原理。相反，社会也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交流网络才能被彻底而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齐穆尔进一步指出，人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生有其最基本的形式，这些形式在数量上并不多，它们存在于所有社会中，并且适用于所有社会领域，即具有遍在性和通用性的特点。
  齐穆尔分析过的人际互动的形式是合作与冲突、领导者与追随者以及人际交往过程。他认为，社会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永远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因为冲突不断。在人际交往中，要了解人类行为改变的问题所在，必须弄清“哪一群人才是被传播之结所连接的？”他认为，人类处于“团体一合作之网”当中，由被形成模式的信息传播所连接。人与人通过信息交流组成群体，进而形成社会。社会犹如一张巨大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网络。这为后来的传播学者分析人类的传播网络提供了理论方面的刺激命题和许多启迪。
  但是，齐穆尔的这一理论观点，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为学界所忽视，直到1934年莫雷诺才利用社会测量法来测量和分析他称之为人类“民意之厨”的传播网络。研究中，莫雷诺通过问卷的形式，确定了社会网络内人们相互喜欢和厌恶、吸引和排斥的原因和程度，为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了“钥匙”。


  此外，赫伯特•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的观点和社会发展遵循适者生存规律的论断，卡尔•马克思（K。Marx,18 8-----1883)阶级冲突、社会变革的观点，报刊“是公众的捍卫者”和“无处不在的眼睛”的论断，以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主张，马克斯•韦伯（M•Weber ,1864---1930)对权力、权威的深刻分析和对他人思想、行为予以“投入理解”、“同情理解”的研究，这些对后世的媒介依赖论、社会责任论、传播变革论、传播批判论和传者与受众分析理论的萌发和形成，无疑也都曾产生过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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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威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1859年出生于佛蒙特的波灵顿，曾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他当了几年中学教师，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哲学和心理学著作。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大学执教的十年间在几个学术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他向库利和帕克灌输了把社会作为有机体和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的观念。他认为，“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而新媒介亦有助于形成研究潜能。他指出，社会整体的存在高于社会的个人的利益，而传播的功能就是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协调。他甚至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把新闻业引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来改造社会科学，”并与帕克等人合作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企图办一种新型报纸——《思想新闻》，专门报道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反映社会变迁的新动向，介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举措。杜威在《批判的伦理学大纲》(1891)中宣称:“现代的责任是将信息社会化，实现信息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但是，他公开承认这一思想是得之于福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的研究。
  杜威等人的“过于先进”的办报思想遭到人们的攻击后，杜威认识到自己易于冲动、过于热情的缺点，决心仍回到学术研究中来，着手将传播问题放到他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中去处理。首先，他认识到现代传播对于社会存在的意义。他在《民主与教育》(1915)一书中说:“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同时认为，“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在《经验与本质》(1928)一书中，杜威补充说:传播“是工具，因为它使我们从其他事物的巨大压力中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压跨。它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它是最终目的，这目的就是人们分享社会上宝贵的目标和各种学问。有了这种分享，传播的意义就在社会的意识中得到增强、加深和巩固。”所以，在“所有事物中，传播是最了不起的……传播的成果应当被共享和参与。这是一个奇迹，和它们相比，面包和酒化成耶稣的肉和血都显得内容贫乏了。”
  杜威一生写了30多本书和800多篇论文，传播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次要的小题目。所以，在杜威的著作中人们看不到他对现代传播的深刻分析，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为人类描绘的一幅颇为鼓舞人心的模糊画面。但是，他毕竟为美国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工具性的基础”，并直接影响他的三个追随者——库利、帕克和米德的学术研s究。

  2.库利

  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 [1]生于美国密执安洲安阿伯一个公理会教派的家庭，其父为法学教授，家庭生活十分富裕。他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花了七年时间才在密执安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当过商业统计员和人口调查员。在1894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安阿伯度过他安静平淡的一生，不理会许许多多让他到别处工作的聘任。在外人面前的羞怯和口吃，使他远离学院和政治生活，一心沉浸在学术研究的愉快之中。
  库利是自我发展理论的创始人。这个理论反映出他的隐居的内省的个性。库利认为，我们通过想象别人是如何感觉我们的行为和外貌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因为，这里的自我可以说正反映了别人的意见，所以库利把它叫做“镜中自我”。他在《人的本质和社会秩序》(1902)一书中将自我分为三个部分:对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印象的知觉；对别人对我们行为的评价的知觉；以及对他们的评价的感觉。一句话，我们是在人际传播中通过别人的反映(反馈)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信息交流犹如一面镜子，能帮助自我概念的形成。
  库利还认为，在首属群体中，人际传播能使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库利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像友谊、服从、忠诚、崇敬和个人自由这些品质都发源于此。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信息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感，并逐渐懂得了1)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2)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3)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的自我。这里，库利看到了人际传播和首属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巨大影响，但他忽视大众传播和社会力量对个人发展的深刻影响。
  库利对传播的兴趣，还可从他的那个不太合适的题目——《传递的理论》的博士论文看出。可惜的是论文题目要谈传递，而实质上谈的却是“物质的交换”方式，虽然他后来很快地转向精神的交流方面。比如在《社会变革的进程》(1897)一文中，他探讨了人类心灵的沟通和传播的严格意义；在《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进程》(1918)等论文和著作中，他论述了现代传播是拯救社会的工具的思想。库利认为:人类传播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跨越时代的整个社会改革机车的发动机就在信息交流中。库利沉醉于现代传播的前景之中，而对美国传播界的严峻事实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使得他的理论缺乏应有的震撼力。但是，正如切特罗姆(J•Czitrom,1982)所说: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做出了成功尝试的人，也是第一个为探索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

3.帕克

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曾被人称为“可能是美国社会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同时也是“第一位大众传播研究者”。因为，他既“深远地影响了实证社会学的方向”，又最先对报纸内容、读者与所有权结构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实证分析。
  帕克是杜威在密执安大学的忠实信徒(学士生)，是齐穆尔在柏林大学的得意门生（博士生），又是一位绝无仅有的集新闻记者、出版代理人、雇用作家、专家和教授于一身的人。其代表性著作是与人合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1921）、《城市》（1925）。他先是按照杜威的心愿追求报业改革，探究不同的新闻学观念怎样才能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变迁的推动力。后来的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1904)，探讨的也是大众媒介的作用以及塑造民意的过程。他在一篇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论文《移民报业及其控制》(1922)中，主张对外国移民办的犹太文、波兰文、德文及其他报纸应进行控制，因为这些报纸使移民融人美国主流生活的脚步减缓了。他的《报纸的历史》（1925）一文，论述了报人对传播内容的决定作用和传播者受到的有效制约。
  帕克受齐穆尔的影响，将人际传播、特别是与父母、同僚和朋友的初级团体的人际传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并对别人表达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这就是说，人际交往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交换，每个人有权对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赋予不同的意义。
  在1941年的欧洲危机期间，帕克认为，为了让公众迅速了解事件，新闻的传播变得非常急需，而且现代传播手段已经可以完成激励广大军队和全体人民斗志的复杂任务。他认为，现代传播具有参考功能和表达功能，前者传播的是思想和事实，后者表现的是情感和态度。新闻传播作为释放参考功能的手段，帕克给予极高的评价；而艺术传播作为发挥表达功能的手段，帕克对此大伤脑筋，对其破坏性和消极作用表示忧虑。
  帕克还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例如，第一个提出了民意是可以测量的观点；第一个提出了“议题设定”的观念，认为“新闻是人际交谈的基础。”此外，他还研究过: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联结?报纸影响民意的程度如何?报纸如何为民意所控制?媒介如何能推动社会变迁?
  多少年后，当人们总结帕克的学术成果时，不得不发出由衷赞叹:“帕克是对于传播媒介体验最多的一个人.也是对于传播媒介的历史和作用研究最多的人”；与其他人相比，他称得上是“第一位大众传播研究者”。(J•Czitrom，1982)

  4.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Mead,1863---1931) [2]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得利。他十几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从此家境日下。他当过私人教师，测量过道路，24岁时才上了大学。米德是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却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个哲学家。他的著作为传播学界所重视，主要是由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根据听课笔记在他死后的第三年出版了他的讲义——《精神、自我和社会》(1934)等三本书。
  米德曾在哈佛大学跟随詹姆士（James)学习实用哲学，并在德国研修研究生的学业，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老师而是他的同事杜威。1894年，米德应杜威之邀转至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任教，并且在经过多年的纯哲学研究之后，开始介入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计划。米德很快便成为芝加哥学派著名的“主要改革人物”之一。而米德对他人的影响力，在他在世时，不是靠著作(也没有著作，他似乎不善于用文字表达思想)，而是靠教学，靠他的出色演讲。因为，当时社会学系所有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必须选修他所讲授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37年期间，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而且对帕克等人也有很大影响。
  米德的《精神、自我和社会》一书的精华部分，是其首创的象征互动论。米德认为，“行动”是人在一定处境下的全部反应。但是，人不会像动物那样不假思索地简单地做出反应。他们非常小心地考虑自己在向什么做出反应，认真规划自己的反应，甚至行动之前预先在大脑中排练它们。人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思想和意向，还能考虑周围环境的变化和许多其他方面。
  米德认为，人类还有一点不同于动物，即人有“自我感”。人可以和自己交往，就象我们跟他人交往一样。人可以赞美自己，与自己辩论，为自己感到自豪或为自己承担任务。在所有这些行为中，我们都在同我们的自我讲话，与一个“内部的人”讲话。我们和他讲话，宛如同另一个人讲话一样。在米德看来，传播是基本的人类过程，而内向传播应是人类意识的主要特征。
  语言是一系列符号，为社会所共有。米德认为，人只有在学会说话和理解符号之后，才开始产生自我概念。而自我又可以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主体我”代表着每个人本能的、独特的“自然”特性，而“客体我”代表着自我的社会的一面——即内在化了的社会环境要求的以及个人对这种要求的领悟。“主体我”首先形成，而“客体我”的形成则需较长时间。米德进一步解释:自我的发展包含着“主体我”和“客体我”之间的不断“对话”。“客体我“向“主体我”提供反射，“主体我”对这种反射作出反应。“客体我”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时间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要经过三个阶段:模仿阶段、游戏阶段和博奕阶段。有了这三个阶段，就有了内在化的“社会”，“客体我”也就完全形成了。
  米德的理论，有些可以在杜威和库利的学说中找到根源，但他创造性的阐释与引申，推动了人际传播对个人社会化的研究和语言符号与意义关系的研究，而他对人的自我内部沟通的分析，同弗洛伊德(S•freud)对人的个性(本我、自我和超我)分析一样，对于内向传播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E.Rogers,1986)曾要言不繁地评价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位被视为主要的传播学者，但他们都在研究与教学中重视引介欧洲学术，强调理论发展，力主“亲自动手”；都将传播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过程，并将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置于人类行为概念的中心点上；都强调一个信息如何被认知的个人主动性是一个重要的人类特质；都寄希望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变迁、社会进步能有所推动。因此，人们有理由称他们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四位“鼻祖”,尽管他们的研究中还有历史唯心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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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篇

美国传播学的孕育
  虽然传播学的学术“基因”可以在欧洲找到它的提供者，但传播学孕育的“母胎”却在美国。这固然适应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发展的需要，也与美国学术界鼓励创新研究、注重系统分析和实证分析有关。
  在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虽然，这四位传播学研究的“鼻祖”，并没有以传播学者自居，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主要的传播研究者，甚至他们连专门的传播研究论文也没有，但他们每一位都将传播置于人类行为概念的中心点上，将传播媒介解释为是在美国恢复社会道德和政治一致意见的代言人，并对传播研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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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zarsfeld,1901----1976）是奥裔美籍著名社会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并作出突出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民的选择》（1948）、《美国士兵-----述评》（1949）、《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1954）《社会研究的语言》（1955）等。
  拉扎斯菲尔德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失业、广播媒介、竞选、政治宣传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第一个使社会调查在大学实现了制度化，将数学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
  1937年，拉氏接受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广播 研究室，开始对传播新媒介-----广播进行研究。他认为:“广播是一个主题，而环绕其四周的事物，完全能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来精炼”。然而，他不久即发现广播研究可以作为走向传播研究的一个踏脚板。于是，他与同事墨顿（R.K.Merton）先搞起了阅听人研究，试图弄清决定广播听众范围大小和听众特征的原因。接着，他开始研究广播的传播效果，即分析广播的内容和形式对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不久，拉氏又着手研究其他传播媒介产生效果的特殊情境架构。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甚微。
  从1940年起，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研究所。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研究基地和革新方法论的工具，而且为培养一代年轻的定量研究者提供了正规教育的场所。
  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在1940年用其独特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指数”的数学模型）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包括《个人影响力》1952)，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研究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定量）研究方法。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组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总之，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上述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创始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营养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用本门学科的铁锹为传播学打开了一扇扇观照和审视外部世界的窗口，使其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收获。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他们的缺点（如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传播活动）同优点一样十分明显，但他们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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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1912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193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该校心理学系讲师、助理教授、教授，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宣传与传播研究的杰出人物。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霍夫兰是学习心理学学科带头人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的追随者，后来又共事多年。这对霍夫兰研究态度改变的方法有极大的影响。本来他可以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大展拳脚、早出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霍夫兰应召率领主要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赴华盛顿，在美国陆军军部新闻及教育署研究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问题。从此，霍夫兰的实验对象由让老鼠走迷宫变为让士兵看影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形式和设计变化，测量、分析传播来源的可信度、恐惧诉求的程度、问题提出的先后效用、论辩时是讲一面之辞还是两面都说、结论是明示好还是暗示好等传播问题。
  战争结束后，霍夫兰带着同事和资料回到了曾工作过的耶鲁大学，继续进行态度改变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设立了耶鲁传播研究项目，旨在“提出科学的见解，以辩别哪些条件可使这类或那类劝服性传播的效果有所增强或减弱。”（霍夫兰等，1953）
  霍夫兰等人首先将战争期间的研究资料予以重新分析整理，编纂出版了一套《美国军人》丛书，共4卷，其中第3部《大众传播实验》(1949)代表了霍夫兰等人最早的研究成果。该书集中反映了这批学者所进行过的两类研究，即对现有影片的评价性研究和同一影片（或讯息）的两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的实验性研究。这两类研究都对传播理论的建设作出过某些有趣的贡献，而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则构成了态度改革研究的开端。
  不久，霍夫兰又主持撰写出版了《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研究丛书》，共5卷，其中以霍夫兰和贾尼斯（I.Janis)、凯利（H.Kelley)合著的《传播与劝服》(1953)最具综合性和学术性，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涉及一系列命题，引发了一系列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有的甚至在耶鲁丛书中单独构成专著。例如，信源的可信性研究有力地扩展了传播者研究的视域，恐惧诉求的分析有利于深入认识受传者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内在原因，一面之辞和两面都说、先说和后说的对比研究更为传播策略和技巧研究增添了崭新话题。
  罗杰斯(E•Rogers,1986)认为:霍夫兰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以态度改变的程度测量)的重视。说服研究由亚里士多德经卡特赖特至霍夫兰，遂成为一个直到今天仍非常受欢迎的传播研究课题。霍夫兰的追随者、当代说服研究的首领麦奎尔（D•McQuail，1981）估计，每年约有1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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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又译为卢因，1890---1947）是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他是一位美籍德国犹太人，1890年9月9日出身于维也纳，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前线参加作战。1921年，他到柏林大学任教，与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联系，并成为该学派的积极倡导者。193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衣阿华洲立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心理学教授。1944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直到逝世。在任教期间，在勒温的周围吸引着当时一些最聪明的研究生，有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社会心理学或传播学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学者，如卡特赖特(D.Cartwright)、费斯廷格(L.Festinger)等。
  勒温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以实用著称。他创立的“场论”和“群体动力论”，以及一系列由实地试验得出的成果，“在心理学的发展中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G•Lindzey  and  C•Hall,1970）勒温认为，人的行为环境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动力整体，人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由此情境和所属群体决定，这观点暗示传播者，要通过传播改变一个人的态度、认识和行动，不仅要考虑受传者的个人特性，而且要考虑他所属的群体的特点和环境因素。
  勒温还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用来研究“群体生活的途径”，以及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的影响。
  勒温最先提出“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鼓励公众食用动物内脏，勒温带领学生对这一宣传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家庭主妇对不受欢迎的食物，扮演着犹如守门人的角色。除非家庭主妇决定将动物内脏推销给她的家人，否则，她的先生和孩子是不可能吃到的。
  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予以理性阐述，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不许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接着，勒温的学生怀特（D.White，1950）和其他的传播学者(如麦克内利和巴斯等人)便依据勒温的提示开始研究大众媒介机构中的守门人行为，如报社新闻电讯编辑就把持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新闻流向和流量。可以这样说，“守门行为”和“守门人”的概念，是勒温成为传播学创始人的重要理论原因。